孩子出生前，丈夫开出租车，她做裁缝，日子过得还算温润。她对生活寄予平凡的期待：以后要教孩子音乐和美术，栽培他上大学，等老了，还能给孩子带孩子。

躺在医院的产床上，医生拎着只有4斤重的儿子说，“该咋治就咋治”。麻醉药效还没退去，模模糊糊中，她有了这个念头：“我家的生活，我的命运指定得改变了。”

为了陪孩子康复做训练，她脱下高跟鞋，穿起休闲装和平底鞋。很多个深夜，想起自己的裁缝手艺，磨练了十几年，就这样丢下了？时间长了，她劝自己，“别想了，想也是白想。”

蒸饺店里的11个妈妈基本都是这样的，有过属于自己独特的亮色。一个妈妈大学读了法律，毕业后还创业开花店。一个妈妈做室内设计师，总在北京长春两地的酒店跑，儿子出生后，她一边带孩子，一边在家接私活，工作无法按时交付，只能放弃，“什么也干不了”。

最后只剩下妈妈这个身份。

白维维曾在莫斯科做鞋批发生意，每月收入数万美金，在那里买了房。仓库里几十上百款鞋，货号颜色位置她了然于心。儿子三岁被诊断出自闭症，为了治病，房子也卖了，“别人的生活是越来越往上游，我是越来越消沉，看不到尽头。”

丈夫们奔波在外，妈妈们独自应对生活的琐碎。没法工作，也没有私人娱乐。自杀是她们曾经都想到的事情。白维维说，无数次抱着孩子，她想直接从医院的大平台跳下去。

很长一段时间，王春枝甚至陷入自我怀疑中。儿子短暂地上过几天普通小学，其他家长在校门口谈论各种话题的时候，王春枝缩到一旁。她不敢轻易开口，总觉得自己思维跟不上，生怕说错话。带儿子出门，路人总是投来异样的目光。有时候，儿子慌张地扯她的衣角，王春枝会捏捏儿子的手，安慰他。后来她尽量往胡同里走，避开人群，亲友的聚会也不参加，“不能让别人不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