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读《范进中举》时，总闹不明白。为什么穷秀才范进一旦中举，所有人的态度都变了。而且相邻莫名其妙地“白送钱”。

平时根本没交集的张乡绅不但送贺仪银子50两，还把东门大街一处三进三出的宅子送与范进一家居住；还有许多奉承范进的，有送田产的；有人送店房的；还有那些破落户，两口子来投身为仆的。只是两三个月，范进家连奴仆、丫鬟都有了，钱、米就更不消说了。

举人虽然还不是正式官员，但是他已经进入朝廷选派基层官员的候选名单了。他若继续高中进士，甚至可能成为京官，乃至经过多年历练后入阁。所以进士相当于站在门槛上，前途是预期的。

但是要知道范进只是在一大把年纪过了乡试罢了，和正式公职之间，中间还差着一个“实缺”。这中间从投资到回报，还是有着很大的风险的。范进的状态有可能等不到实缺，就已经挂了，如此张乡绅的投资成本过高，风险系数太大；但如果说“孵化”或者“天使轮风投”，张乡绅似乎更应该在范进还是童生的时候，就开始投资。

所以一定是“举人”这个身份就已经有了含金量，就已经有了可以惠及他人利益的特权的。

我们都知道秀才可以免个人赋税之役，甚至由于维系读书人体面，还可以“见（县）官不拜”，最优秀的还能拿到奖学金，但是金额太少，不足以维系体面生活。细究起来，这些所谓特权仅仅惠及自己，无法使得“鸡犬升天”。而举人的特权则是可以惠及他人的，哪怕他不去当官。

举人的免税特权可以惠及到自己的家庭。自己及家庭名下的田产、房产以及生意都是可以免税的。

乡绅把自己的田产、房产以及生意挂在举人名下，则可以不用向朝廷交税。因此举人总不会白白把免税名额送人吧，按比例收点“转让费”，合情合理。只要不是朝廷的赋税低，总归有市场的。

其实朝廷赋税本身不太重，清朝在康熙时，就基本确定了“永不加赋”。只不过古代税吏衙役的盘剥与敲诈，让普通百姓承受不起。因此很多平民为了逃避税吏衙役的盘剥与敲诈，少交或者不交人头税以及各种各样杂七杂八的费用，被迫或者自愿成为举人家的仆役。

为什么明清两季王朝到了末期，可以收税的田地越来越少，朝廷田赋锐减？为什么东林党那么强大？为什么田文镜搞“士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为什么阻力那么大？

究其原因，士绅阶层由于自身的特权，已经形成了与朝廷“争利”的局面。土地还是那么多土地，可是朝廷能收税的却越来越少。因为原本朝廷可以收税的土地和人丁，划到了士绅的名下。那就只能加重可收部分的赋税，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实际上清朝从顺治就开始搞“士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但是走走停停，最终无疾而终。原因很简单，如果士绅都要和老百姓一样当差纳粮，那么他们还“十年寒窗”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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