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疫情防控政策优化，但也有一些人出现了短期不适应心理。有“阳康”患者出现焦虑、恐慌、抑郁等情绪心理问题。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您怎样看待这些问题？

吴明证：首先，人们对于新冠的恐慌很多是源于未知，特别是病毒可能与死亡相关。由于中国人是家庭本位的，经历疫情后，这种对于未知的恐惧会促使我们回归到家庭。于是，我们由原先脱离家庭走向社会的现代化发展路径，转而回到家庭这一核心。面对未知风险，我们更倾向于依靠和信赖家庭、血缘等紧密关系，这有可能会导致社会总体信任度降低。

同时，由于我们面对未知风险通常会向“群体内”求助，强化“群体内”的人之间的关系，这也可能会引发不同“群体间”的冲突。

当然，这种恐惧心理也会积极一面，就是创伤后成长。心理学中有一个理论是“恐怖管理理论”，当我们面对死亡，会引发我们的反思，促使我们去寻找意义，坚信自己的生活是有意义、有价值的，从而对抗死亡焦虑。从这个角度而言，新冠也会引发我们去思考，找到眼下生活的意义。

记者：随着个体生活不确定性增加，也产生了社会心理问题等一些隐患。对此，个人及家属亲友、村社等基层组织、政府部门能做些什么？

张宁：不确定性是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一个典型特征。确实，因为疫情的不确定性让大家产生焦虑、恐慌等负面情绪，这些负面情绪如果不能及时得到排解，就可能导致更严重、更持久的心理问题。这方面，个人可以更主动采取措施调适自己的心理健康状态，如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健康防护行为，提高自己的积极情绪体验，也可以积极重构自己的社会支持网络，增强自己的心理韧性；家属和亲友需要主动相互支持，通过多种方式提供多样化的支持；村社等基层组织可视情况恢复组织一些具有当地文化特色的仪式性、娱乐性活动，鼓励村民之间互帮互助，共度时艰，提升集体“社会资本”（如村民之间的相互信任和亲社会行为参与度）；政府部门需要及时发布疫情相关的通知和措施，避免谣言的广泛传播，同时，需要尽可能采取柔性的社会治理措施，出台更具便利性和更有温度的支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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