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原的气候条件在平原地区难以模拟，因此在江源地区开展试验，能尽量保证环境、样品与野外一致，相对精准建立植被和土壤影响生态环境的联系机制。”孙宝洋说，他们科考中采集不同点位的高山草甸土、寒钙土等原状土样，带回基地开展径流冲刷试验。

白天奔波铲土，夜晚回到基地开展冲刷试验，高海拔、长时间的缺氧工作，科考队员常常身心俱疲，有时路上还会发生陷车、爆胎等情况，坚持和放弃往往就在一瞬间。“高原试验条件艰苦，不确定性因素多。”任斐鹏说，将“实验室”搬上江源，就得耐心坚持，做好面临各种挑战、应对各种突发的准备，“坚持过后，曙光就会在眼前”。

升温3摄氏度可能是临界点

多年长江源科考发现，受全球气候变暖影响，近年来长江源局部地区植被变化明显，出现高寒草甸退化、水土流失加剧等隐患。任斐鹏和队友在模拟增温试验中发现，随着气温升高，温箱观测样方内的禾本科植物高度明显增加，俗称为“断肠草”的狼毒等毒杂草有所增多，鼠害干扰明显增强。

作为江源常见的禾本科植物代表，老芒麦对温度变化反应非常敏感。孙宝洋介绍，在露天情况下，老芒麦夏季平均高度约72厘米，试验中随着温箱内温度增加，老芒麦也逐步长高，“在1.2米高的温箱中，老芒麦最高能长到1.2米，这在江源自然环境中很少能见到。”

“老芒麦等植物高度增加，必将影响周边低矮植物生长环境，甚至可能打破原有植物群落的种间关系。”任斐鹏介绍，生物多样性削弱后，尤其是高原蒿草等控制水土流失，维持生态稳定重要物种受到威胁，将对群落结构、功能和微环境产生重要影响。

经过连续3年的模拟增温试验原位观测，任斐鹏分析相关数据后发现，当增温幅度小于3摄氏度的情景下，监测样方内的物种数量和群落优势种没有明显变化，当增温幅度达到或大于3摄氏度时，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发生了明显变化，“升温越高，监测样方内的植被覆盖度下降越大，生物多样性和物种密度下降趋势更加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