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辆汽车并排停着，引擎已被发动，吉姆和布兹各自钻进一辆车。关上车门，将油门一踩到底，两辆车风驰电掣般地冲向悬崖。眼看到了悬崖边，幽深的峡谷已出现在两人眼前，最后抉择的时间到了——他们必须在车子坠入深渊前跳出驾驶室。

　　然而，吉姆和布兹进行的是生死勇气的较量，谁先跳出来，谁就算输。车头已冲出悬崖，在这最后一瞬间，吉姆撞开车门，一头栽到地上。布兹获得了胜利，但他的车子已冲出了悬崖边缘，跌进深渊——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这是电影《无因的反叛》中的一幕，詹姆斯·迪安扮演的吉姆，是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狂野放浪青年人的代表。这一代青年，追求的是个性解放和自我价值的实现，为此不惜采取极端行为，把所谓的“冒险精神”发挥到极致，甚至将生命当儿戏。

　　但这并不是２０世纪５０年代青年的专利。据科学家分析，追逐危险、知难而进的行为，其实是人性深处的渴望，不分年代、年龄段以及阶级。

　　我们能肯定的是，通过理性思考，人们能抑制自己追求冒险快感的欲望，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并没有这么做。现代心理学家们试图弄清楚的，也是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不能摆脱这种自讨苦吃的结局？

　　冒险是生物学遗产

　　人们为什么热衷冒险？随着认识的不断深化，答案逐渐明朗——人类是在利益驱动下冒险的；越是肯冒险，就越有可能变强大。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生物学家杰伊·弗兰最近提出了一项理论，并得到公认。

　　他认为，人类这种追求冒险的习性源于史前时期。当时，地球上生活着两大类原始人，一类筑巢定居，另一类则敢于向外开拓新天地。定居者多半待在自己的窝里，靠周围植物和小动物为生，始终小心翼翼。开拓者则到处漫游，他们认识到，大胆行为会增加死于非命的可能性，但同时能让其寻得更美味的水果和更多猎物。

　　此外，他们还积累了丰富的求生经验，能更好地经受大自然的严酷考验。这些本领更大的实干者往往活得比较长，能养育众多子女，从而成功地把基因遗传给下一代，直到他们这类人最终得以在人类中占据主导地位。

　　因此，热衷于冒险是人类的一笔生物学遗产，而对冒险习惯性的爱好则一直遗传下来，今天仍普遍存在。我们很难否认，大脑把热衷冒险的行为看作是强有力的标志。

　　例如，生物学家已证实，年轻女性内心更喜欢“危险”的男性而非“安分守己”的男性。其中一个理由是，尽管桀骜不驯的男性会惹不少麻烦事，然而，一旦与别人发生冲突，他们多半会占上风。看来，“硬汉”能给年轻女性更大的安全感。

　　这种联系在那些历经世代沧桑而没有多大变化的社会中，尤为明显。２０世纪６０～７０年代，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拿破仑·Ａ·沙尼翁，对居住在巴西和委内瑞拉交界地区的亚诺玛莫印第安部落进行了一次调查，发现妻妾成群的男人在当地都是以无畏勇武闻名，这些男人所拥有的子女也比老实本分的同族人要多得多。沙尼翁由此得出结论，在人类的繁衍中，“好斗”基因占据了上风。

　　都是多巴胺惹的祸

　　过去１０年，对大脑化学物质和基因的研究，证实了沙尼翁的猜测：人受利益驱动寻求刺激，有的人越是刺激越来劲。

　　寻求刺激的动力因人而异，追求刺激的程度也有天壤之别。有些人比较脆弱，玩扑克牌时小赌一把，也能令他们紧张得心惊肉跳；而其他一些人即使在跳伞时从飞机上一跃而下，也并不觉得刺激。

　　这类差异或许能用每个人的多巴胺系统来解释。多巴胺是一种神经介质，多巴胺的量不同、在神经元间传递信息的快慢不同，寻求刺激的欲望也就不同。对于最喜欢寻求刺激的人，多巴胺能使他们达到一种真正如痴如狂的状态。某种刺激释放出的多巴胺越多，刺激的感觉也就越强烈。

　　心理学家把这类行为称作“追求震撼”，而一系列的生理和心理因素在其中发挥了作用。比常人更需要多巴胺刺激的人，一般更能承受“追求震撼”可能带来的生理、社会或钱财等方面的风险，因为他们知道风险将伴随刺激而来。但强烈的多巴胺反应由什么引起呢？

　　美国特拉华大学的心理学家马文·尤克曼认为，罪魁祸首就是一元胺氧化酶Ｂ。这种酶是分解多巴胺的化学物质之一。一个人体内的一元胺氧化酶Ｂ越少，多巴胺的流动就越强，而这个人热衷于追求刺激的可能性就越大。

　　我们都是“概率瞎子”

　　在某些心理学家看来，一个人很难抗拒寻求刺激的诱惑，是人类本性的极端表现：容易过低估计风险，而过高估计自己的预期成绩。例如，心理调查显示，大部分人都觉得自己比一般人强，他们也认为自己比一般人更善于判断优劣，专家们把这种现象称为“乐观倾向”。

　　美国圣路易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马修·克罗伊特尔所作的调查表明，即使人们完全清楚某些不健康的、甚至是玩命的习惯所包含的巨大风险，仍乐此不疲。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２００４年冬天，美国犹他州帕克城附近有５位滑雪者无视警示标志，翻越栏杆到没有保护措施的雪坡上飞驰而下，结果无一幸免于难。

　　总的说来，人们并不太善于估量风险——从这点来说，我们差不多都是些“概率瞎子”。如果赌盘一连５次最终停在“红”上，许多观赌的人就会产生错觉，以为下次开转时，赌盘停在“黑”上的可能会大些。其实，赌盘每一轮停在“红”或“黑”上的概率始终不变，都是５０∶５０。然而，成千上万的赌场常客就栽在这种错觉上。

　　同样，坠机事件在人们心目中引发的恐慌远大于车祸，这是因为飞机坠毁比汽车出事要引人注目得多。实际上，车祸的死亡者所占比例，远高于坠机的死亡者。我们还特别担心会死于横祸，例如遭到谋杀、被闪电劈死或被毒蛇咬死等，尽管遭遇这类稀奇古怪死法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于是，赌场老板、彩票经销商和保险代理人，便肆无忌惮地利用我们认识上的误区，来叫卖所谓的“必胜”彩票或推销“平安”险种，而它们所针对的风险几乎都是不可能出现的。

　　由此，我们不禁要问，既然人脑有能力理解复杂得多的数学关系，为何还会犯这些基本的判断错误呢？这个问题或许能从进化理论中找到答案。在大脑进化的成千上万年间，遭受敌人攻击以及被毒蛇咬伤之类的祸事，构成了实实在在的威胁，对这类事件的恐惧心理也就深深地嵌刻在了神经系统中，只是在现代化社会中已不合时宜了。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丹尼尔·卡尼曼和已故的阿莫斯·特韦尔斯基这两位心理学家，在研究了各种统计学上的认识误区后发现，人们通常以为，一件事情越是引人注目，就越有可能发生。

　　（美国《科学美国人》独家授权中文版《环球科学》杂志 作者Klaus Manhart：：编译　郭凯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