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理性的决策

在中国的社会文化里，有这样一个倾向：就是对癌症病人全部或部分地隐藏病情，这让共同决策变得困难。马进仓起初对自己的病情起过疑心，但女儿马荣告诉他是胃里长了个瘤子，切掉就好，马进仓可能也有所察觉，毕竟身边的病友都会聊这件事，但马荣说，尽管吃的都是治疗癌症的药，直到去世，马进仓一直没有跟家人聊起过“癌”。

事实上，许多中国恶性肿瘤患者既没有充分地知情，也没有积极地参与到治疗决策中。从事医学伦理学研究的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教授丛亚丽2014年曾调研过恶性肿瘤病人的临床决策，访谈了北京两所三甲医院的肿瘤内科11位住院病人及他们的家属，结果发现，家属的意愿通常能得到医生更多的重视。然而，家属与病人的决策价值观是不同的——病人更关心当下的生命质量，家属则更关切未来的生存时间。

从去年7月到上海新华医院接受治疗开始，马进仓的身体在逐渐衰弱，直到后来癌痛、不能起床、吃不下饭，“瘦得脱相了”，11月他曾在电话里告诉女儿，不想治疗了，想回家。

医生和家属更容易忽略治疗中的“生命质量”这一个重要维度，一方面因为他们无法体会治疗的痛苦，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一直强调坚强与忍耐，人们更容易将患者对“生命质量”的要求看做“意志力薄弱”的表现，这种观念进一步削弱了“生命质量”的价值。

彭小华在2014年读到《最好的告别》这本书时，如获至宝，有感于身边一些过度医疗以及长期避讳谈死亡，她感到将这本书介绍到国内的重要性，后来成为这本书的译者。她认为，当代医疗技术有能力延缓死亡过程，未必一定是福音，也可能是“昂贵的刑罚”。

怎样的生死观，可能是癌症病人家属需要习得的：是更加坦然地面对癌症病人的终末期，抑或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地积极治疗、甚至不惜耗干最后一点家产和病人尊严？

《最好的告别》作者阿图·葛文德写到：“死亡是我们的敌人，也注定是最后的赢家。在一场无法获胜的战争中，最好的将军不是战斗到全军覆没，而是既懂得怎样攻取能够赢得的领土，也知道无法制胜时如何投降。进退有据，或许是晚期癌症病人与家属最好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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